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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卡斯特 ｜ 权力社会学：我的学术旅程
作者：[美]曼纽尔·卡斯特
本文全文刊载于《法律和政治科学》2022年第1辑，第59—86页。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省略了原文的注释。本文译自Manuel Castells，“A Sociology of Power:My Intellectual Journey,”42 Annual Reviews Social(2006):1—19。作 者：[美]曼纽尔·卡斯特译 者：曾语林，西北师范大学2019级本科生。校 对：董怡辰，西南政法大学2020级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来 源：勿食我黍，原文选编自《自由与权威》，注释从略。
这是一篇自传式综述，回顾了卡斯特从1965年到2015年这50年学术生涯的已发表研究，强调了卡斯特的研究思想的一条共同的主线：对权力的实证理论的探索。该综述展示了这一理论的渐进式的出现，并且没有掩饰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矛盾。卡斯特将权力关系视为社会各领域中的基本关系。本文说明了卡斯特怎样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城市结构与空间动态、信息技术的运用与影响、全球化的进程、新的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的形成、以及数字环境下传播和权力的互动。最后，卡斯特提出了我们所处的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网络理论。
目录
引言：为什么研究权力？
一、作用于城市的权力二、网络社会的崛起三、传播权力四、权力网络理论附录：对我主要思想影响的反思
引言：为什么研究权力？
本文是一篇自传式综述，回顾了我从事社会学五十多年来的学术历程。在这段时间里，我研究了很多不同的主题：城市社会学；社会运动；发展社会学；经济危机社会学；当代全球化的起源、结构和动力；文化认同在抵制和塑造全球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社会层面上的信息与传播技术革命；一个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即网络社会；互联网的社会建构及传播方式的转型；传播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形成；以及权力与反权力之间特定的动力，包括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正是它引导我提出了权力网络理论）。
然而，尽管种类多样，我的研究焦点和理论构建核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具有多维具象性的权力。之所以将权力作为我经验研究理论阐述的关键主题，是源于我研究初期的见解，即权力是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动态主要来源的关键。我将权力关系视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它构成和塑造了调节社会生活的制度和规范。此外，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权力执行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以每个社会特定的配置——源于社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构建主导的制度和组织。我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能力，它能够使某些行为者以有利于自己的意愿、兴趣和价值观的方式，不对称地影响其他行为者的决定。权力的行使方式包括强制（国家的暴力垄断，无论合理与否）和/或文化的产生和流通机制在人们观念中的意义构建。权力关系不仅植根于社会机构，尤其是国家内部，它也渗透于人们活动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生产、消费、贸易、媒体、通讯、文化、卫生、教育、科学、技术和时间空间的社会构建。
权力的执行者通过建立制度、法律和传播机制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以此塑造了社会行为的模式，规定哪些行为予以奖励、惩罚或置之不理。诚然，这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过程。权力执行者是多元的，他们通过结盟来寻找利益和价值观的契合点，并且基于现存的统治模式行使权力。此外，制度化的权力，以及它的规则，时常面临着利益和价值无法在统治机构中充分体现的行为者的反抗：由此引发了反权力关系，即旨在推翻或者重新商定只有益于社会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的社会规则的过程。无论何时，制度与规范都是国家权力关系的表现，既包括规范的制度化，也包括挑战这些规范之持久性的斗争与协商。这是一个无休止的社会建构与解构的过程，总是处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和变革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中。
新主体在社会变革的尝试中规划了具有可替代性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带来的挑战，是历史创造进程中的核心。因此，我常把权力关系视为社会的DNA，所有文化的源代码，以及连接一切的纽带，它最终会揭示社会生活进化的可能路径。
20世纪60年代末，在我研究之初，上面概述的观点只是一种主观的看法而不是一种理论。因为我不认为只存在单一的权力与反权力的场所（例如国家或资本），所以我探讨了在不同维度和背景下的权力发展与社会运动。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有目的地设计，而是想要利用我在任何领域中的研究机会，来检验我的假说，即权力处于每一个社会过程的中心。就像我在下文所要详述的一样，我从城市社会学领域中的权力开始研究，仅因为这是在我的导师阿兰·图海纳强烈建议下所选择的论文题目。但是，我的整体思维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无论我的研究引我向哪里，我都始终遵循权力关系的迹象和表现，希望我所揭示的线索能够展示在人类经验的不同领域中反复出现的逻辑。
城市化的进程一直以来都是构成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城市对农村的权力一直被视为社会统治的关键杠杆。帝国的崛起与占地广阔的大都市中心的建设有关。工业化的进程及其对移民的影响，使农民背井离乡，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其中，因为社会阶层的产生和通过种族隔离及土地继承而形成的空间的显现，新的生活环境和社交方式出现了。
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古典城市社会学，是20世纪早期出现的社会科学中最具吸引力的学科之一。它主要关注生态模式以及共享城市文化中不同移民文化的融合。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们并没有忽视权力关系，而是将其逐渐理解为地方精英、赞助机构和操纵机制的形成过程，脆弱的治理机构借机控制可能违反规范的民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个在美国之外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上忽略了社会变迁与城市问题的关系，直到所谓的新城市社会学在法国和英国的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城乡劳动分工的重视以及恩格斯关于住房问题的小册子（1872）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少数的关注城市问题的标志。存在这种盲点的明显原因是，在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社会结构应该由资本逻辑下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而社会变革则被认为源于工人阶级参与的阶级斗争，而非城市抗议活动。20世纪70年代我在法国和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与其他同仁一起提出了关于城市社会变革的新观点。在《城市问题》和《城市、阶级与权力》中，我尝试阐释在城市空间的形成和社会的整体动态中，生产关系和集体消费关系（即以国家调节供给的公共产品的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也不赞同将“城市”作为一个特定情况分离出来，这会取代城市生活中的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我也同时强调集体消费冲突及空间的形式和过程在整个社会结构和变化的动态中的重要性。我试着将“城市”整合在“社会政治”一词中，关注城市社会运动在整个社会中的变革潜力。我在法国、英国、拉丁美洲、马德里和旧金山，研究了12年的城市社会运动，包括从历史角度和民族志研究角度，来证明“市民怎样建造城市”，即通过将他们的价值和利益投射在根源于多方面问题的社会运动中，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城市之中，且与城市密切相关。因此，我表明了社会权力的关键溯源是在城市政治学多元学派的经典主题——地方政治博弈之外被发现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社会和哪一种城市在空间上、文化上和制度上，由哪一种宏观社会力量，以及哪一类行动者在他们的冲突互动中产生和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相反，我把城市空间带到结构性支配和社会变革的前沿。与芝加哥学派相反，我强调了城市和空间产生、竞争和转变的冲突过程。与多元政治科学相反，我不仅分析了城市中的权力，也分析了作用于城市的权力——也就是说，城市，就如同整个社会，它的空间形态和制度过程是如何通过潜在的权力关系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完成了城市三部曲，在三本书中研究了城市系统的动力学，城市政治制度和城市社会运动，我将我的注意力从我在伯克利的新视角转移到，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重大的结构转变：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也被称为后工业，我逐步将其概念化为全球性的网络社会。鉴于其技术和形态改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最初的方法并没有专注于权力，虽然它总是作为最终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为我后来在《传播力》中发展权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我花了15年的时间去理解网络全球化社会。为了避免落入后工业主义早期理论所特有的种族中心主义错误，我必须在世界各地进行研究。此外，全球性网络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就是全球化。由于新的社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了其逻辑，我研究了全球性网络社会特征的共同性与受全球趋势影响下的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对全球性变革的分析中，我介绍了以信息技术为动力的全球化的力量与抵制全球化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这种抵制建立在特定的文化认同上，同时将全球化视为对主流价值观和利益的强加。从一开始，我就试图在对信息时代的研究中理解网络与自我之间的张力，即全球性权力网络的逻辑与身份认同的力量之间的矛盾互动。我也拓展了对国家转型的分析。实际上，传统的民族国家身陷于全球化的工具性力量和其国民基于身份认同的抵抗之间的冲突，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制度危机，不得不探索新的统治、代表和治理的政治形式。作为全球跨文化调查的结果，我完成了《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包含对正在开辟一个新的社会形式的结构性改革进程的实证分析和基础理论解释。在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中，通过对世界各地多种情境的研究，我探索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的起源、轮廓和含义。我认为，网络社会的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三个同时发生的、相互独立的过程的相互作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基于微电子和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新的技术范式；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社会经济重组（这些对立的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命运），以克服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以及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西欧出现的社会文化运动，作为一种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理念的表达，却在统一的、不受限制交流的数字网络中找到完美的匹配。
首先，我研究了基于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新技术范式的形成，包括作为生物信息技术的基因工程。科技变革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嵌入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影响社会的外部因素。然而，技术是整体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新的信息技术促进形成了新的社会与经济组织形式，以及通过电子传播网络的社会互动。与以能源的生产和分配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无法与作为过去两个世纪特征的工业社会相分离一样，正在发生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也是如此，它是社会多维变化的一个有力杠杆，是新的生产经营形式、新传播媒介、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以及网络化社会运动出现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社会变革的第二个维度是一种组织变革，即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网络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重组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网络化逻辑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当代全球化的兴起，即一个特定系统（例如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的技术、组织和制度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实时地或选择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运行。这在历史上是全新的，相比于过去的先进国际化形式，后者不能依靠信息和传播技术来处理当前规模庞大、程序复杂性和变化迅速的全球系统。
我对技术变革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始于硅谷，我们这一时代科技革命的发源地。然而，与我的跨文化观察的前提一致，我对其他背景下的相同过程进行了平行研究。以此种方式，我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开展我的工作，在西班牙进行了一个关于新技术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相互作用的重大研究项目，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些国家的技术变革与以硅谷为代表的轨迹截然不同，主要由发展中国家主导。从1983年到1995年，我在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中国和日本任教和调查，并发表了一些作品，包括在我的三部曲的几个章节中对这些地区网络社会制度变迁进行的实证分析。此外，由于我与埃玛·基谢廖娃的合作，我才可以对前苏联在改革时期进行类似的研究，关注计划经济、军事化经济和信息革命的组织要求之间不可逾越的矛盾，这也是最终导致了苏联体系崩溃的原因。因此，在我所进行的研究中，我对网络社会的研究是真正全球性的，包括以苏联为反例，表明工业主义制度无法管理新型社会结构的网络化和信息化逻辑。
在我的三部曲中所提出的第三个分析维度主要是一种根本的文化转型，其特征是自主性的文化兴起，这种文化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并因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传播而加强，从而组成了全球性或区域性的传播互动网络，在人际互动的各个方面建构这样的自主性。的确，在关于互联网社会建设的书中，我表明了这种文化如何直接影响网络技术，从而产生了互联网架构。与之相对应的，嵌入互联网的自由交流能力加强了集体和个人的自治文化，这成为网络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维度。
在我三部曲的第二卷《认同的力量》中，我研究了世界各地特定的文化认同（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和基于性别的认同）如何宣称他们拥有多样性和自主性的权利，以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压力，后者的逻辑是由生产、消费、金融、技术和传播的网络驱动的。我研究了这些冲突压力对国家和政治代表制度的影响，它们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其部分原因是工业时代的政治制度的不完备和传统的民族-国家在处理网络全球化社会治理前沿出现的新问题的不力。结果，政治代表权得到了重新定义，因为原来的民主是在封闭的国家民主体系内建立起来的。涉及例如全球金融、气候变化、全球安全或全球监控等问题的关键决策现在必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参考框架内做出，我们需要跳出贝克所说的“方法论国家主义”标签。
在我的三部曲的第三卷《千年终结》，我研究了国家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而发生的转变，创造了“网络国家”的概念，以描述不同形式的民族-国家以主权共享的方式来应对全球挑战，并缓解在其治理的社会中存在的文化认同的压力。这并不是说当前的民族-国家正在消失；相反，它们作为权力机构的存在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因为它们要么被忽视，要么被重新安排在由国家政府、超国家机构、国家机构（如欧盟、北约或自由贸易协定）、地区政府、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共享主权网络中，所有国家都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互相协商、互相配合。我在一篇关于欧盟形成和矛盾的研究中举例说明了我的分析。这个主题在我21世纪的研究中反复出现，并引导了一些论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欧盟的多重危机的研究项目和出版物。
虽然这种多维的社会变革在每个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表现，但在它所带来结果也有一些共性，既包括在过程中，也包括在新的社会形式构成的层面上——即在社会结构上。我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称为“网络社会”。这个概念是我观察技术、组织和制度变革的结果。我发现，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从各个层面上而言，都是由网络组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建立在实时处理金融交易的电子网络上。互联网是由计算机网络组成的网络，是网络中的网络。电子超文本，连接全球或当地连接中的不同媒体，是由通讯网、制作工作室、新闻编辑室、计算机化信息系统和移动传送单元以及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交互式网络组成的。网络企业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是由公司或子公司围绕商业项目的执行情况而组成的网络。全球经济是一个由资本、信息和商业组织驱动的，由金融交易、生产场所、市场和劳动力资源组成的网络。的确，我们可以把全球化看作是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中网络全球化的过程。治理依赖于通过信息网络连接起来的不同层次的制度决策之间的衔接。最具活力的社会运动通过互联网和无线传播连接在城市、国家和世界各地之间。
作为社会实践的组织方式的网络流行，正在重新定义我们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指人类在生产/消费、经验和权力关系中的组织安排，通过文化框架下有意义的互动表现出来。在信息时代，这些具体的组织安排是基于信息/传播技术推动的信息网络（不久的将来，是由生物信息技术推动）。在这种全新的、正在出现的社会结构的形势下，社会科学面临着一系列的概念和方法论危机。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根据网络社会的特有结构重新定义权力与反权力。权力与反权力过程的分析存在于我的网络社会实证研究的各个层面，而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我并没有针对网络社会的特有权力进行理论构建。一方面由于个人健康原因，我不得不暂时结束从事多年的关于信息时代的工作。另一方面原因是是理论意义上的：我提出了一个假设：传播领域内的意义构建过程是权力和反权力形成的核心，并且在数字技术时代，政府与企业的组织经历了结构重组，传播也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变。因此，在探索一种新的权力理论之前，我需要理解新的传播形式与权力、反权力之间的互动。另一个十年的实证研究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三、传播权力
正如本文导言所述，我认为强制和话语是权力行使的两种主要形式。强制由颁布和执行法律与命令的国家机关实施。权力的话语由各种文化机制（始于学校和生物医学机构）产生，并通过社会的传播系统散播和合理化。在维护权力所有者利益方面，强制和话语的相对有效性取决于具体情境，即依赖于它们在促使人们屈服于主流的利益和价值观方面的程序上的协作性。在建立我关于传播在权力产生中的作用的研究时，我从以下命题出发：
暴力，诉诸暴力的威胁，规训性话语，实施规训的威胁，作为可重复支配的权力关系的制度化，以及价值观和规则为参考对象所接受的合理化过程，上述这些在社会实践和组织形式的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都是相互作用的。
我的假设是，主要依赖于强制的权力是一种弱权力形式，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只有获得接受对象的默许，或者至少是顺从，制度才能持久。控制思想的权力比控制肉体的权力更重要。此外，控制思想的权力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操纵机制，而应该被理解为话语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在有效的沟通过程中，特定话语被个体内化和接受的能力。因此，传播系统的特性对于理解权力话语的形成，以及塑造社会参与者的思维方式的能力都至关重要，后者通过在人们的经验和统治利益嵌入话语的结构和内容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对应关系来实现。因此，要研究权力话语的生产，就必须加深对网络社会中传播系统的组织和技术改造的认识。我个人认为，对传播领域，尤其是在数字传播领域的知识的需要是我将学术环境从伯克利转到南加州大学安能伯格传播学院的主要动机，2003年，我接受了南加州大学的邀请，担任传播技术与社会系主任。这是我对传播与权力之间的互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并在2009年出版了这一主题的书籍。在这项工作中，我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传播系统的根本转变。首先，传播的数字化催生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以互联网和全球/地方互动网络的交互传播为基础的大众自媒体，发送者和接收者在同一传播流中融合。其次，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全球扩张的能力，传统大众传媒在技术上得以整合，但在文化和组织上仍根植于特定的环境。第三，纵向的大众传媒和横向的传播网络逐渐融合在同一个系统中，形成了我所说的超文本（在Nelson之后）。第四，媒体公司围绕着全球规模的多媒体商业网络组织起来。这些商业网络集中资金和管理，同时使内容多元化和受众个性化。第五，虽然政府对媒体仍保留着相当大的监管和制度性权力，但无论是在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是在网络化的传播体系中，企业开始成为大众传媒的主体。第六，大众自媒体网络被数亿用户所利用，这些用户依赖于电信和科技公司的基础设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主地定义其互动内容，代价是牺牲个人隐私。到2015年，互联网用户接近35亿，无线设备用户约70亿，全球超过50%的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我们的社会通过全球范围的数字传播已经变得几乎完全网络化。
评估传播转型对权力关系的影响是我设立的目标。我的研究记录了两个主要的实证结果：首先，因为传播网络的数字化、去中心化和灵活性特征，它变得十分普遍，同时因为传统的大众媒体仍然是大众传播的主要方式，所有的政治本质上都变成了媒体政治。在传播的空间中，政治选择的形象和政治的人格化显现出来。虽然媒体不是权力的持有者（因为其自身的多样性，以及媒体、商业、政治体系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但它们构成了权力发挥和最终行使的空间。我把在选举、治理、正当性和去正当性方面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互联网传播网络包括在这个传播空间中。政治的人格化、作为主要政治武器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形象的建构和破坏策略，二者共同导致了政治丑闻，既因为媒体政治无法通过传统的金融手段获得资金，也因为（使公众）丧失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他政治参与者获胜的最有力的形式。传播方式的转变和政治正当性的普遍危机之间的关系是我在《传播力》中研究的核心。
还有第二种权力来源：转换者对各种战略网络之间的连接点的控制。比如，转换者控制政治领导网络，媒体网络，科学技术网络，军事和安全网络之间的联系点，以主张地缘政治战略；或者处于政治网络与媒体网络之间连接的转换者，产生和传播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或者宗教网络和政治网络之间关系的转换者，在世俗社会中推进宗教议程；或者他们在学术网络和商业网络之间提供知识和合法性，以换取大学资源和毕业生就业机会。
这些网络是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定的连接系统，作为一种阐明社会的实际运行系统的方式，超越了机构和组织的正式自我表现。然而，这并不是要重提权力精英这一社会中权力的简化形象，其分析局限于一些极端情况。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精英能够控制所有重要网络的编制和转换操作，所以必须建立更微妙、更复杂、更具有可协商性的权力运作系统。为了维护这些权力关系，社会统治网络需要在这些网络之间设定具备可兼容性的目标（例如，市场主导和社会稳定之间；军事力量和经济限制之间；政治表征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言论自由和文化控制之间）。而且，它们必须能够通过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相互沟通，相互协作，并抑制矛盾。转换者是行动者或行动者的网络，它们参与到每个连接过程中的动态接口。编制者和转换者，就是这样一些行动者或行动者的网络，由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他们是掌握着网络创制权这一网络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形式。
权力产生的过程必须从两个角度来看，正如我在整个研究中反复重申的那样。一方面，是强化现有的统治地位或夺取统治的结构性地位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代表在网络的程序和组成中被排除在外或未充分表示的利益、价值和规划的反抗权，是抵制既定统治的反抗过程。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过程通过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权力结构。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但却按照相同的逻辑来运作。对权力的抵抗机制与网络社会中构成权力的两种机制是相同的：网络的编制和网络之间的转换。因此，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以其不同的形式，旨在将新指令和新代码引入网络程序：例如，赋予房主的权利，以防止违反金融机构规则的不公平的抵押品赎回权；调查和整治政治腐败，尽管整个政治阶层是秘密的和共谋的；不顾滥用权力的金融放贷人的指示，强行取消整个国家的公共债务；或者，谴责跨国公司造成的环境破坏，希望最终影响股东和消费者对那些被认为是地球上的好或坏公民形象的公司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计算准则从增长潜力转向可持续的和平衡的增长潜力。这些都是我在2011-2015年间研究的网络社会运动实践中对网络进行重新编制的真实案例。更激进的重新编制来自于抵抗运动，其目的是改变网络的基本原则——或者说是程序的核心代码（如果我可以使用并行的软件语言）。例如，如果在所有条件下都必定以上帝的意志为准（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所表述的那样），那么构成法律和司法系统的制度网络必须重新编制，不遵循宪法、法律规定或者政府的决定，而是遵循主教或阿亚图拉对上帝的解释。在另一个例子中，当全球正义运动要求重写由世界贸易组织管理的贸易协定，要求将环境保护、社会权利和对土著少数民族的尊重包括其中时，这一运动修改了全球经济网络运行所依据的方案。
第二种抵抗机制包括阻断网络之间连接的转换，这种连接使网络能被表达结构性统治的价值观念的元程序控制。在这里，“元程序”作为一种来源代码，在组织和机构运作的网络程序中发挥功能。阻断转换的方式很多，例如，可以通过提起法律诉讼，或通过挑战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允许所有权更加集中的规定，影响美国国会，以取消寡头媒体与政府之间的连接。其他形式的抵制包括通过监管竞选资金以扰乱公司业务和政治体系之间的网络；强调副总裁和从得益于军事合同的前公司获得收入之间的矛盾；或者反对学术对权力的奴役。更多激进的转换阻断能影响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设施：例如，在信息世界这个高度复杂、相互依存的系统中，对航空运输、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以及社会赖以生存的设施网络进行物质和心理上的攻击。恐怖主义的挑战正是以破坏或威胁破坏这种关系为前提，这将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迫使他们生活在紧急状态下，从而助长了其他权力网络的发展，特别是使安全网络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正如我的书《愤怒与希望的网络》所述，对网络编制的权力的抵抗也通过由信息和传播技术驱动的网络发生——一个延伸到不同形式的反叛网络中的逻辑。
网络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无论是统治的动力还是对统治的反抗，都依赖于网络的形成和网络的攻防策略，通过形成独立的网络以及/或者对现有网络进行重新编制。事实上，这与以前的社会类型（如工业社会）的历史经验相呼应。工厂和垂直组织的大型工业公司是企业资本和中央组织的劳工运动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样，全球金融市场、跨国生产系统、覆盖全球的“智能”武装力量、恐怖主义抵抗网络、全球公民社会、以及为更美好世界而奋斗的网络化社会运动，都是网络全球化社会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是由网络化的社会行动者进行的，旨在通过对多媒体传播网络的决定性转换，将信息传达到他们的支持者和目标受众。
综上所述：编制者和转换者，正如我的网络权力理论中所定义的，是网络社会中权力的行使者和反权力的主体。它们是社会行动者的化身，但它们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本身就是网络。但是这些参与者是谁以及他们的网络是什么，这是在每个特定的环境和每个特定的过程中具体网络构造的问题。因此，我并不是在无休止的网络部署中化解权力关系。相反，我呼吁对网络创制权的分析强调特殊性，并提出了一种方法论主张：我们必须通过连接不同的组织社会实践的网络，找到参与权力创制和反权力创制策略的行动者、利益和价值观的具体构造。
因此，我的网络权力理论的目的并不是笼统地确定权力拥有者。我所做的是提出一个假说来指导权力的研究：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的实践者是在各自的网络中行使权力的行动者的网络，这些网络是他们为促进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而规划的。我还提出了传播网络的中心性假设，以实现任何网络的权力创制过程，因为传播网络是大众心中意义构建的源泉。同时我认为，不同网络的转换是权力的基本来源之一。通过这些不同方向的网络策略，谁做了什么，如何做，在哪里做，为什么做，这是一个需要调查的问题，而不是形式的理论化问题。形式理论只有在通过理论化的观察积累知识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为了产生这种知识，我们需要一个符合我们所处社会类型的分析结构。这就是我的目的：构建一个可以用于研究、修正和变换的分析框架，以推动在我们所处的网络社会中一种权力和反权力理论的逐步构建。
因此，这篇回顾转了个圈又回到原初的观点，这一点嵌于我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终生学术实践之中：以我们这个社会特有的方式理解权力关系，这一人类存在的决定性关系，并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的，实地理论来揭示和改变统治的来源，并最终实现解放。
因此，我终于能够基于我的经验观察对网络社会中的权力与反权力、制度政治和社会运动进行具体的分析。然而，尽管我对其中的许多过程做出了一些理论解释，但我仍然缺少一个适当的理论来理解网络社会中的权力。这是因为，尽管传播网络似乎是权力的基本场域，但网络社会的多维性需要一个多维的权力理论。然后我开始构建一个理论蓝图，我自然地称之为“权力的网络理论”。
四、权力网络理论
规制人类行为的制度和组织的结构和程序，取决于这些制度建构和重建过程中权力与反权力之间的具体互动。每一种社会都有其行使权力和对抗权力的特定方式。权力是多维的，在网络社会中权力的行使围绕着多维网络，这种网络根据被赋予权力的行动者的利益和价值观编制在人类活动的每个领域。但问题是，是哪种网络呢？它们在权力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先区分四种不同的权力形式：在网权（networking power）网内权（network power）网络化权力（networked power）网络创制权（network-making power）
在网权（networking power）指的是构成全球网络社会核心的网络中的行动者和组织对不包括在这些全球网络内的集体或个人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运作是通过排斥/包容推动的。网络把关理论研究了过程中哪些节点包含在网络之内或排除在网络之外，展示了网络把关能力的关键作用，这种能力为一些网络施加于其他网络，或一个特定网络对不相关社会集体施行。社会行动者可以通过组成一个积累有价值资源的网络，然后通过执行他们的把关策略来阻止那些没有给网络增加价值或危害在网络计划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的人进入网络，从而确立自己的权力地位。例如多媒体网络或金融机构。
对于网内权的理解，我们可以参考格雷瓦尔提出的概念化，他主张从网络分析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推理。在他的观点中，全球化涉及到多个网络主体之间的社会配合。这种配合需要标准，或者用我自己的术语来说，即网络协议。这些网络协议决定了一旦进入网络就必须接受的规则。一旦某些协议被整合到网络程序中，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再被排除在网络之外，而是规则的强制推行。网内权是这些协议对网络组成部分的权力。这种网内权最终倾向于网络形成的源头上特定的社会行动者的利益。例如，管理政府间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国际贸易机构，如WTO的国际协定，规定了一系列规制，反映了由G7俱乐部的政府代表的主要金融私营机构和跨国公司利益。
网络化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一旦网络由一组受协议规范的节点组成，谁在网络内部拥有权力？网络社会中网内权的持有问题可以通过分析每个特定网络的运行方式来简单地回答。每个网络都根据其设定的目标定义了自己的权力关系。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全球金融市场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评级公司（如穆迪、惠誉国际或标准普尔）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的解释者。另一个例子是军事权力：一个国家如果利用技术创新、知识和资源来追求卓越的作战能力，就会成为成为主导节点，美国就是如此。如果暴力或暴力威胁成为政治行为者之间主要的互动方式，这种作战能力将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确立权力。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从单一维度回答网络中的权力问题，并试图将“权力之源”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进入一个分析的死胡同。军事力量无法阻止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在特定情况下，它可能会引发非理性的、防御性的恐惧动乱，以及石油生产国或大型经济体的不稳定。鉴于全球金融市场网络中资本流动的规模、数量和复杂性，以及它们的评估标准依赖于不可预测的信息，全球金融市场可能成为任何主要监管机构都无法控制的自动机器。政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但媒体构成了一个多元的基础——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存在偏见，媒体政治的过程是非常不可预测的。至于资产阶级，它确实有一些权力，但不是对所有人或所有事物都有权力：它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的动态和政府在法规和政策方面的决策。各国政府本身也被连接在不完善的全球治理网络中，受制于企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被迫与为其公民解释政府行为的媒体进行谈判，并面临社会运动和来自公民社会的反抗。地缘政治的单边主义最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就像美国政府在经历了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不得不做的那样，这场战争耗尽了美国的预算，损害了美国的国际正当性。总而言之，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有一定的力量（主要是破坏性的），但它们并非拥有全部的力量。
因此，也许传统意义上的权力问题在网络社会中没有意义，但不管人们的意志如何，新形式的主导权和决定性在塑造人们的生活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的确，在工作中存在着权力关系，尽管是以新的形式和新的角色。最重要的权力形式遵循网络创制权的逻辑。
在网络的世界里，控制他人的能力取决于两种基本机制：（a）根据网络特定的目标，编制或再编制网络的能力；（b）通过共享目标、整合资源，连接不同网络并确保其合作的能力，同时通过建立战略合作来抵御来自其他网络的竞争。我将第一权力的持有者称为编制者；第二权力持有者称为转换者。编制者和转换者当然是社会角色，但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或个人。通常情况下，网络在各种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交界面上运作，根据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框架中的地位来界定。因此，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权力的行使者是网络本身——既不是抽象的、无意识的网络，也不是机器，而是围绕自己的项目和利益组织起来的人。在网络社会中，权力的行使需要一套复杂的协作行为，超越了联盟，产生了一种新的主体形式：网络化的主体。
在我的著作《传播力》和《愤怒与希望的网络》中，实证分析了网络中这两种权力创制机制的运作方式：编制和转换。编制和再编制网络目标的能力是决定性的，因为一旦被编制，网络就有能力高效地执行并重新配置自身以实现其目标。
还有第二种权力来源：转换者对各种战略网络之间的连接点的控制。比如，转换者控制政治领导网络，媒体网络，科学技术网络，军事和安全网络之间的联系点，以主张地缘政治战略；或者处于政治网络与媒体网络之间连接的转换者，产生和传播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或者宗教网络和政治网络之间关系的转换者，在世俗社会中推进宗教议程；或者他们在学术网络和商业网络之间提供知识和合法性，以换取大学资源和毕业生就业机会。
这些网络是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定的连接系统，作为一种阐明社会的实际运行系统的方式，超越了机构和组织的正式自我表现。然而，这并不是要重提权力精英这一社会中权力的简化形象，其分析局限于一些极端情况。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精英能够控制所有重要网络的编制和转换操作，所以必须建立更微妙、更复杂、更具有可协商性的权力运作系统。为了维护这些权力关系，社会统治网络需要在这些网络之间设定具备可兼容性的目标（例如，市场主导和社会稳定之间；军事力量和经济限制之间；政治表征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之间；言论自由和文化控制之间）。而且，它们必须能够通过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相互沟通，相互协作，并抑制矛盾。转换者是行动者或行动者的网络，它们参与到每个连接过程中的动态接口。编制者和转换者，就是这样一些行动者或行动者的网络，由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他们是掌握着网络创制权这一网络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形式。
权力产生的过程必须从两个角度来看，正如我在整个研究中反复重申的那样。一方面，是强化现有的统治地位或夺取统治的结构性地位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代表在网络的程序和组成中被排除在外或未充分表示的利益、价值和规划的反抗权，是抵制既定统治的反抗过程。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过程通过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权力结构。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但却按照相同的逻辑来运作。对权力的抵抗机制与网络社会中构成权力的两种机制是相同的：网络的编制和网络之间的转换。因此，社会运动的集体行动，以其不同的形式，旨在将新指令和新代码引入网络程序：例如，赋予房主的权利，以防止违反金融机构规则的不公平的抵押品赎回权；调查和整治政治腐败，尽管整个政治阶层是秘密的和共谋的；不顾滥用权力的金融放贷人的指示，强行取消整个国家的公共债务；或者，谴责跨国公司造成的环境破坏，希望最终影响股东和消费者对那些被认为是地球上的好或坏公民形象的公司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计算准则从增长潜力转向可持续的和平衡的增长潜力。这些都是我在2011-2015年间研究的网络社会运动实践中对网络进行重新编制的真实案例。更激进的重新编制来自于抵抗运动，其目的是改变网络的基本原则——或者说是程序的核心代码（如果我可以使用并行的软件语言）。例如，如果在所有条件下都必定以上帝的意志为准（如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所表述的那样），那么构成法律和司法系统的制度网络必须重新编制，不遵循宪法、法律规定或者政府的决定，而是遵循主教或阿亚图拉对上帝的解释。在另一个例子中，当全球正义运动要求重写由世界贸易组织管理的贸易协定，要求将环境保护、社会权利和对土著少数民族的尊重包括其中时，这一运动修改了全球经济网络运行所依据的方案。
第二种抵抗机制包括阻断网络之间连接的转换，这种连接使网络能被表达结构性统治的价值观念的元程序控制。在这里，“元程序”作为一种来源代码，在组织和机构运作的网络程序中发挥功能。阻断转换的方式很多，例如，可以通过提起法律诉讼，或通过挑战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允许所有权更加集中的规定，影响美国国会，以取消寡头媒体与政府之间的连接。其他形式的抵制包括通过监管竞选资金以扰乱公司业务和政治体系之间的网络；强调副总裁和从得益于军事合同的前公司获得收入之间的矛盾；或者反对学术对权力的奴役。更多激进的转换阻断能影响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设施：例如，在信息世界这个高度复杂、相互依存的系统中，对航空运输、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以及社会赖以生存的设施网络进行物质和心理上的攻击。恐怖主义的挑战正是以破坏或威胁破坏这种关系为前提，这将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迫使他们生活在紧急状态下，从而助长了其他权力网络的发展，特别是使安全网络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正如我的书《愤怒与希望的网络》所述，对网络编制的权力的抵抗也通过由信息和传播技术驱动的网络发生——一个延伸到不同形式的反叛网络中的逻辑。
网络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无论是统治的动力还是对统治的反抗，都依赖于网络的形成和网络的攻防策略，通过形成独立的网络以及/或者对现有网络进行重新编制。事实上，这与以前的社会类型（如工业社会）的历史经验相呼应。工厂和垂直组织的大型工业公司是企业资本和中央组织的劳工运动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样，全球金融市场、跨国生产系统、覆盖全球的“智能”武装力量、恐怖主义抵抗网络、全球公民社会、以及为更美好世界而奋斗的网络化社会运动，都是网络全球化社会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是由网络化的社会行动者进行的，旨在通过对多媒体传播网络的决定性转换，将信息传达到他们的支持者和目标受众。
综上所述：编制者和转换者，正如我的网络权力理论中所定义的，是网络社会中权力的行使者和反权力的主体。它们是社会行动者的化身，但它们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本身就是网络。但是这些参与者是谁以及他们的网络是什么，这是在每个特定的环境和每个特定的过程中具体网络构造的问题。因此，我并不是在无休止的网络部署中化解权力关系。相反，我呼吁对网络创制权的分析强调特殊性，并提出了一种方法论主张：我们必须通过连接不同的组织社会实践的网络，找到参与权力创制和反权力创制策略的行动者、利益和价值观的具体构造。
因此，我的网络权力理论的目的并不是笼统地确定权力拥有者。我所做的是提出一个假说来指导权力的研究：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的实践者是在各自的网络中行使权力的行动者的网络，这些网络是他们为促进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而规划的。我还提出了传播网络的中心性假设，以实现任何网络的权力创制过程，因为传播网络是大众心中意义构建的源泉。同时我认为，不同网络的转换是权力的基本来源之一。通过这些不同方向的网络策略，谁做了什么，如何做，在哪里做，为什么做，这是一个需要调查的问题，而不是形式的理论化问题。形式理论只有在通过理论化的观察积累知识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为了产生这种知识，我们需要一个符合我们所处社会类型的分析结构。这就是我的目的：构建一个可以用于研究、修正和变换的分析框架，以推动在我们所处的网络社会中一种权力和反权力理论的逐步构建。
因此，这篇回顾转了个圈又回到原初的观点，这一点嵌于我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终生学术实践之中：以我们这个社会特有的方式理解权力关系，这一人类存在的决定性关系，并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的，实地理论来揭示和改变统治的来源，并最终实现解放。
因为这篇文章是对我一生研究的自传性回顾，对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了解是什么影响我思想和研究的主要因素，可能有所帮助。
毫无疑问，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最重要的灵感来源是阿兰·图海纳。—我启蒙导师和学术上的父亲。他的著作以及1964年以来我们的学术交流，在我的思维和研究风格中形成了重要的影响，用他的话说，我总是在寻找社会行动者对社会的生产，而不是机构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尽管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我工作的早期阶段，我的理论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有时是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然而，正如许多评论我作品的评论家所说，我的直接影响并非来自阿尔都塞，而是来自尼克斯·普兰查斯，直到他去世他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他像我一样，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总是直接处于历史变化的实际过程中，而不是阿尔都塞学派的教条世界中，阿尔都塞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现在已经不是了），主要局限于精英圈子中——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至于我自己，我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积极参与者，尽管使用了左派的术语，左派本身仍然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我在实践上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上世纪70年代末，我觉得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来越疏远，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因为现实的原因。它对我的工作几乎毫无用处。1983年，我在《城市与民众》）一书中明确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工具的批判，这引发了对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抨击。然而，正如我当时写的那样，我一直以来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对我来说，这是一场类似宗教的辩论。理论不应被用作意识形态宣言，而应被用作研究和理解的工具。所以，在我工作的一些领域，我继续使用一些继承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分析工具（特别是我在政治经济上的研究中，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比新古典经济学有用得多），但我拒绝把我的工作建立在《塔木德法典》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为神圣文本的基础上。因此，我仍然忠于我对社会和政治变革以及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的深度参与，但我拒绝认同任何以政治正确而非解释力为理由来宣称其合法性的理论构建。在《千年终结》第三卷的最后一章，我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总结性结论中，我进行了认识论和理论立场的完整论证，它最终独立于任何没有得到可靠研究方法支持的理论。这是我作为一名学者的定位，也将是我的定位。
因此，即使在一些评论家称之为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我也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理论持开放态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尽管这是我在城市和城市空间研究中批判的主要目标。正是因为我对这部经典作品的了解，我钦佩这些早期城市社会学家的研究的原创性，以及他们对正在形成中的城市社会的认真观察。我深受人类生态学的影响，也受阿莫斯·霍利的理论以及利奥·施诺尔对城市化的全面分析的影响，我曾在威斯康星大学与他们有过短暂的交流。
很久以后，我对城市的研究基本上受到了两个城市理论巨人的影响，他们都是我的密友和同事：彼得·霍尔和威廉·米切尔。彼得和我一起在伯克利和世界各地工作，对城市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大城市的创造潜力有着浓厚的兴趣，无论是对历史上还是信息时代。在我定期访问MIT（麻省理工学院）的那些年里，比尔·米切尔教我如何将城市分析与城市空间上的数字环境的特殊性相适应，以理解网络空间和城市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我还在努力完成我们一起计划的那本书。
就我对社会权力的兴趣而言，我和世界上许多其他研究者一样，我也深受米歇尔•福柯的影响，我在巴黎的时候和他互动太少，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研究领域（和我们的社会地位）非常遥远。我主要通过与一些最有趣的福柯派学者的合作，获得了他的见解，受福柯启发的CERFI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与我分享了我在1968年运动中的行动主义，以及我从权力的角度对城市研究的兴趣，我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相比，研究社会不同领域的权力形成是我向多维度的权力理论演进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在这篇综述中提出了这一理论。
至于我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和研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研究，我的研究方法从我职业生涯的开始就有了明确的成型，1968年到1970年，在智利，由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和恩佐·法莱托以及他们提出的依附理论，这与教条的依赖性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使我们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地图沾染污渍。在卡多佐和法莱托(1970)早期提出依附理论构想，以及他们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历史分析中，我发现了理解当代全球化的关键思考工具。这就是我在关于全球化和权力的研究中一直试图实现的目标，加入了我自己的观点，从引入我们时代全球化的技术和网络组成部分的角度来思考。
在一般社会理论方面，对我的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安东尼·吉登斯和他的结构化理论，这帮助我理解一个新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社会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的分析中一直是个障碍，使我经常在结构主义和主观主义摇摆。在吉登斯影响下，通过强调传播技术和网络社会实践，我后期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我终于可以用吉登斯的方法来解决我的理论问题。他如同上帝般专注于凡世问题，我将永远受益于他的知识遗产。
《网络社会的崛起》，作为一个传记性轶事献给对我的作品感兴趣的人，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的理论，得到了三个理论家的支持：阿兰·图海纳、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和安东尼·吉登斯。然而，一旦当我开始将技术范式和数字传播作为社会变革的杠杆进行分析，重新定义权力关系时，我发现自己的努力非常孤独。有些技术专家和技术预言家更感兴趣的是推销未来学，而不是把人类状况的根本性转变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来研究。另一方面，一些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经常将所有与新技术相关的问题视为技术决定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网络分析、数字文化或网络社会运动等领域的年轻研究人员对我们所进入的这个新的工具世界既敏感又有见地；但是，他们很难依靠合适的社会理论，更不用说将深奥的理论传统与新的、引人入胜的研究联系起来的社会权力理论了。我发现自己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种是过去的思考方式（被后现代潮流不公地谴责），另一种是试图理解人类当前状况的新颖性。我打算在我的研究中继续努力，为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最必要的知识桥梁做出贡献。为了做到这一点，我紧紧抓住了连接所有人类经验的一条线索：权力与反权力理论，它标志着我毕生对自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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